上海代寫論文網專業提供代寫畢業論文、代寫本科論文服務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 > 藝術論文 > 美學論文 >
生態美學中加塔利生態理論的引入探索
發布時間:2019-11-14

  摘    要: 加塔利的生態智慧是一種面向真實的生活領域的救世智慧,以其為理論內核與生態美學進行合法聯結,成為突破當代生態美學理論瓶頸的關鍵之匙。本文通過對國內外生態美學發展概況的系統梳理,深度反思了生態美學的理論困境,提出了生態美學的美學自律、生態整體論和生態審美實踐等三個關鍵理論難題;進而以主體性生產為軸心的“愛”與“智慧”兩條主線,深刻剖析了加塔利生態智慧的理論精髓;最后以“愛”與“智慧”為依托,將生態智慧的三個關鍵理論范疇——倫理美學范式、三重生態學和主體性生產遞次介入生態美學,在為生態美學的三個關鍵理論難題覓得了“解決之道”的同時,建構了倫理美學范式下以三重生態向度內的主體性生產為目標的生態美學這一全新的理論形態。

  關鍵詞: 生態美學; 加塔利; 生態智慧; 倫理美學范式; 主體性生產; 混沌互滲;

  Abstract: Guattari's ecosophy is a kind of life-saving wisdom facing the real life field, which is the key to break the bottleneck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ory. Firstl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deeply reflects on th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key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ecological holism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 practice. Secondly, based on the two main lines of “love” and “wisdom”, the theory essence of Guattari's ecosophy is deeply analyzed. Finally, based on “love” and “wisdom”, the three key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solved by applying ethical aesthetic paradigm, three ecologies and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volved in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the new theoretical form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which aims at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three ecological dimensions is constructed.

  Keyword: Ecological Aesthetics; Guattari; Ecosophy;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Chaosmosis;

  生態美學產生于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時代語境之下,正值理論尚未成熟的“前范式”時期,因此而存在著諸多理論難題和無可規避的理論危機,迫切呼喚一種“好的”思想對其進行哲學引導和理論規范。加塔利的生態智慧作為一種立足于真實的生活領域的生態救贖之道,以其為理論內核與生態美學進行合法聯結,為生態美學的理論瓶頸的突破和進一步的理論創新指明了方向。

  一、生態美學的理論危機:前范式時期潛在的“問題”集合

  生態美學業已成為一個國際公認的學科術語并展現出蓬勃的理論生命力。國內外生態美學研究遵循著各自獨立的理論進路并發生著互釋與匯通。從國際生態美學發展來看:生態美學之父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在《沙鄉年鑒》(1949)中以其保護美學(conservation esthetic)開啟了生態美學的理論前奏;美國學者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在《生態美學構想》(1972)一文首次將生態美學(ecological aesthetics)作為核心關鍵詞提出,標志著西方生態美學的正式誕生;韓國學者賈蘇克·科歐(Jusuck Koh)的《生態美學》(1988)一文,第一次從生態景觀(或建筑)設計的視角提出了生態美學及其所秉承的基本原則;美國學者戈比斯特(Paul H. Gobster)的《共享的景觀——美學與生態學有什么關系?》(2007)一文,系統探討了美學與生態學的內在關聯以及建構生態美學的可能性,為其在《西方生態美學的進展:從景觀感知與評估的視角看》(2010)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審美與生態沖突”奠定了理論基礎。上述理論分別以譯介的形式引入我國生態美學界,并與之發生互釋與匯通。從國內生態美學的發展來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佘正榮的《關于生態美的哲學思考》(1994)與李欣復的《論生態美學》(1994);到本世紀之初曾繁仁教授的《生態美學:后現代語境下嶄新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觀》(2002)以及緊承其后的三篇“試論”——《試論生態美學》(2002)、《試論當代存在論美學觀》(2003)和《試論生態美學中的生態中心主義原則》(2003)——以其生態存在論美學觀的提出開啟了中國當代生態美學研究的新起點;再到曾繁仁教授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發展生態美學 建設美麗中國》(2018)將新時代生態文明與美麗中國建設視作中國生態美學發展的新機遇;中國生態美學歷經20多年的砥礪前行,已經建構了自己獨立的話語形態,且研究陣營日益壯大。國內外生態美學相得益彰,開拓出生態美學廣闊的發展前景。
 

生態美學中加塔利生態理論的引入探索
 

  然而,無可否認,生態文明轉型期的時代語境決定了生態美學正值“前范式”時期,尚未步入理論相對成熟的“標準范式”時期。就西方生態美學“前范式”時期的理論探索路徑來說,以生態世界觀的轉變為紐帶,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景觀美學與生態批評等學科相伴而行,雖各自沿襲著獨立的理論進路,但卻通過學科交叉相互汲取著理論營養,其中每一學科都相應地成為其他學科發展的理論資源。相較于西方生態美學在環境美學的蔭庇之下或依附于景觀科學發展自身的理論格局,中國生態美學則體現了更強的原創性,并因其植根于中國古典美學豐沃的生態智慧土壤之中,同時受到西方環境美學、生態美學和生態哲學等學科的影響,而獲得了獨特的理論進路并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其中,尤以曾繁仁教授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觀”獨樹一幟,代表了中國當代生態美學研究的最高理論成就。然則,縱觀國內外生態美學研究,正是因為生態美學處于“前范式”時期這一特定的理論發展階段,國內外學術界對其存在的諸多理論問題尚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對于一些根本性、基礎性問題的探討尚無定論,甚或尚未付諸討論。

  這都無疑決定了,“前范式”時期的生態美學表面繁榮的背后潛藏著不容忽視的理論危機:一、生態美學理論的創新性和實踐性都有待突破:除了曾繁仁教授的生態存在論美學之外,國內鮮有富有創見的生態美學理論,而有望走向實踐并真正能擔負起生態救贖使命的生態美學理論壓根就沒有形成;二、生態美學之百家爭鳴的學術共同體尚未形成:國內學界缺乏真正切入生態美學的學術專注度和系統性研究;即便是為數不多的針對生態美學的研究,也偏向于一邊倒的追隨國外環境美學的相關理論路徑,這使得生態美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學科邊界尚待厘清;三、生態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美學學科的美學自律問題尚無定論:生態美學生成并成長于“生態學”和“美學”的交叉點上的學科構成的特殊性,決定了學界就生態美學研究中“生態-審美沖突”的化解展開的論證經久不息,并因此而分成了可知論與不可知論兩大派系1;生態美學理論界為了將生態美學與傳統藝術型美學劃清界限,往往過分強調生態知識和生態倫理在生態審美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使生態美學被生態技術決定論所掣肘,最終泛化在生態科學的海洋里而失卻了美學自律。這系列現象背后隱匿著生態美學令人堪憂的理論危機,并深遠的影響著生態美學的理論進展,更有甚者,一度使生態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美學學科的合法性地位遭受質疑。

  之所以出現上述理論困境,與生態美學生于斯長于斯的時代語境是分不開的。生態美學產生于千年之交的兩種文明更替之際,業已步入暮年的工業文明的舊的身份認同正在瓦解,方興未艾的生態文明的新的身份認同又太過脆弱,這直接導致了我們對生態文明及其救贖之道知之甚少,所有企圖救人類文明困境于水火之中的理論和實踐,都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也都不可避免的會經歷“前范式”時期的徘徊與困頓。然則,除卻時代語境的外在原因,更不可忽略的是來自生態美學學科自身和作為審美主體的人自身的內在原因:一、生態美學生成并成長于生態學、倫理學和美學的交叉點上,決定了它極容易在三個學科之間的兼容性問題上顧此失彼,這點突出的表現在以下方面:生態學介入生態美學研究的初衷是為了找回美學遺失的生態精神;而美學研究中引入生態學的初衷是為了實現審美的生態回歸,此過程又極容易偏執于生態學一隅而背離美學的感性學屬性;此兩者又同時受制于倫理學的規范作用而表現出更大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如果強調審美價值,就有可能損害自然物內在的生態價值和倫理價值;如果只強調生態價值,又極易使生態美學淪為生態科學的附庸而喪失美學自律;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味的強調倫理價值,而無視人的本性中對審美價值的訴求,必將因人類精神生活的匱乏,從人類主體性層面制約生態美學的長足發展。二、作為審美主體的人自身的局限性,直接影響到生態美學的核心問題——生態整體世界觀的確立。生態整體的把握首先受人類的感知閾限和認知局限的制約,除此之外,還受到格里高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謂的“參與者闡釋”2問題的掣肘——人類(感知者)作為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被限定于其中,難以跳出自身建立單一的參照點,也難以依賴這樣的參照點去評價生態系統的統一性和整體性,這重重障礙無疑都為我們把握生態整體問題增加了不確定性。總之,生態美學學科的特殊性所帶來的理論困境,業已成為了生態美學可持續研究的根本障礙和尋求理論突破的關鍵切入點。

  撥冗對于生態美學的理論困境的深度反思,及其所展示給我們的潛在的“問題”集合,不難洞見以下三個關鍵問題:一、生態美學的美學自律問題:如何在美學研究中恰當的引入生態學視角,以及如何從美學視角真正切入當代生態問題?如何使生態美學避開無謂的“生態-審美”爭執而真正回歸生態精神?如何防止生態美學泛化在生態科學的海洋里而葆有美學自律?二、生態美學的生態整體論問題:人類如何與生活在地球上的其它物種一起構成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如何超越人類的感知閾限和認知局限的制約通達這一生命共同體?如何走出生態整體論的困境并最終為其找到解決之道?三、生態美學的生態審美實踐問題:能否以及如何對抗生態美學自身及其研究過程中的“反實踐”屬性?如何使生態美學從形而上的坐而論道走向形而下的生態審美實踐?如何使生態美學致力于解決當代生態問題并真正成為一門救世之學?上述三個關鍵問題無疑都聚焦于一個核心問題:生態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以一貫之的篤定的內核是什么?生態美學研究之學術共同體必須共同恪守的學科邊界是什么?怎樣保證生態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開放性和創造性從而使其永葆理論生命力?

  這三個關鍵問題及其相關追問,猶如把我們帶離生態美學理論的混沌境地的三個木筏;回答了這三個關鍵問題及其相關追問,也就找到了突破當代生態美學理論瓶頸的關鍵之匙;這三個關鍵問題及其相關追問所呼喚的,無非是生態美學從人類未來生存(可持續發展)意義上對人類生存現實的關注,也無非是一個能對其進行哲學引導和理論規范的“好的”思想,以便在更高的哲學層面上確立其學術研究的理論進路,加塔利的生態智慧正是這樣一種“好的”生態哲學思想。

  二、加塔利生態智慧的理論內涵:以主體性生產為軸心愛與智慧的統一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后結構主義哲學家和國際社會活動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的生態智慧,代表了上世紀90年代后對時代生態救贖的創造性思索,集中反映在其生前最后兩本著作《三重生態學》和《混沌互滲》中。在《三重生態學》中,加塔利奔著“在全球范圍內重塑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生產目標”的初衷,提出了他的生態智慧思想:“只有一種存在于三重生態注冊(自然環境、社會關系和人類主體性)之間的倫理與政治的聯姻——我稱之為生態智慧——才可能闡明這些問題(人類的諸多生態、生存危機)。”3很顯然,加塔利將生態智慧視作三重生態學加持下全局意義上的生態哲學,且致力于在真實的生活領域里解決當代生態問題。在《混沌互滲》中,加塔利將倫理美學范式視作生態智慧的最高范式(倫理美學范式也因此成為了此書的副標題),并于該書的最后一章擬定了生態智慧的四個目標:“物質、能量和符號的流(Fluxes)、具體的和抽象的機器語系(machinic Phylums)、潛在的價值世界(incorporeal Universes)和有限的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4。這四個目標恰好對應于主體性生產的“四象限裝配模型”中的四個本體論函子,5這就將生態智慧的目標落腳到主體性生產上,加塔利在其《三重生態學》中就明確了這一意向:“生態智慧問題是在新的歷史語境中人類存在自身——人類主體性的生產問題,它指向個體和/或群體的再特異化(resingularization)。”6簡言之,我們可以用四個關鍵詞來闡釋生態智慧的理論內涵,它們分別是:倫理美學范式、主體性生產、三重生態學和混沌互滲——生態智慧受倫理美學范式的庇護,以三重生態學(自然、社會和精神生態學)向度內的主體性生產為目標,并以混沌互滲給出了倫理美學范式的本體論依據。那么,生態智慧到底為人類文明困境的生態救贖找到了什么樣的現實的“解決之道”呢?讓我們回歸以混沌互滲為內在根據的美學本體論,以主體性生產為軸心,通過倫理美學范式的兩條主線——愛與智慧,來洞悉加塔利生態智慧的思想內涵,及其為人類文明的生態救贖開出的藥方。混沌互滲從深層審美機制層面對愛與智慧的本體論論證,已經包含了對于生態美學理論危機的三個基本問題(美學自律、生態整體論和生態審美實踐)的相關思考。

  混沌互滲首先是對審美感知的本體論闡釋。加塔利從深層審美機制入手,將人類審美感知系統“一分為二”為先驗的無意識層面與一般性感知的意識層面。無意識源自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對應于變異的感動和情動(mutant percepts and affects),代表了人類審美感知系統中前個人的、非人格的感性直觀,指向審美創造(aesthetic creation);意識對應于人類審美偏好左右下的一般性感知,代表了人類審美感知系統中智性的認知和文化要素,及其對現實世界中習以為常的事物和約定俗成的行為的重新認定,指向審美再現(aesthetic representation)。意識和無意識通過多樣性表述裝配(collective enunciative assemblages)取得橫貫性,二者共同作用下,“審美體驗不斷的呈現給我們這樣的悖論:情動(affects)作為一種存在的理解方式,是瞬間產生的,盡管象征性特征和描述性迭奏(refrains)對于催化它們在再現(representation)領域的存在同樣不可或缺。……然而,無論再現對存在世界的影響多么復雜,感動和情動的聚塊總能通過審美創造,在同一橫貫性的瞬間,將主體和對象、自我與他者、物質與精神、此前與此后……凝聚在一起。簡言之,情動不是再現和話語性的問題,情動即存在”7。“情動即存在”將“情動”上升到與“存在”等同的本體論高度,一語道出了變異的感動和情動在審美體驗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究其原因在于,變異的感動和情動總能超越一般性感知,在審美體驗中占據優先權——它總能避開理性、知識和功利等因素的干預,以一種感性直觀第一瞬間抵達審美體驗,從而獨立于組織化的再現系統之外,超越審美再現,走向審美創造。

  審美創造和審美再現密切關聯于主體性生產。加塔利將主體性生產視作意識與無意識共同作用下的審美裝配(aesthetic assemblage)對人類存在自身的生產。主體性生產以混沌互滲作為本體論承諾,在多樣性表述裝配中獲得了語言學的表達。勻質的混沌宇宙中差異化的“混沌褶皺”(chaosmic folding),震蕩于混沌與復雜性之間,超越混沌而位居思考的核心,構成“主體化區域”(zones of subjectivation)。有機體作為“感知點”面向“混沌褶皺”敞開自身,完成了“雙重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使主體性得以建構:變異的感動和情動作為一種前個人的、純粹的感覺,創造了“價值世界的超感無限性”,將審美體驗導向審美創造;審美偏好左右下的一般性感知,使一個作為“我”的主體形象得以被區分,創造了“存在之域的可感有限性”,完成了審美再現。前者在無限速度的世界呈現為異質化的“存在-性質”(being-quality),構成主體性生產的解轄域化的一極,更新了人的價值世界;后者在減速的有限世界呈現為同質化的“存在-物質-虛無”(being-matter-nothingness),構成主體性生產的轄域化的一極,泊定了人的存在之域。8存在之域的每一次泊定,都使主體性走向持存(轄域化),表現了主體性的相對穩定的特質;價值世界的每一次更新,都使主體性走向變異(解轄域化),表現了主體性的開放性和創造性特質。人類主體性正是在轄域化與解轄域化的循環往復中,表現為生生不息的創造性,走向加塔利(和德勒茲)意義上的對于差異的“永恒回歸”。

  主體性生產在三重生態學向度內激活生態智慧。加塔利立足于時代生態危機的真實語境,在自然生態危機之外,敏銳的洞見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態危機和人自身的精神生態危機,以此為契機,將對生態學的思考從“自然”向“人”生成,建構了其三重生態學:自然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精神生態學,從而將人類生命本體的存在方式和思維方式都納入與自然并行不悖的高度。三重生態學的各個向度,成為主體性生產得以安駐的場域,也成為生態智慧的發源地。加塔利在《三重生態學》中對此做了系統而深入的闡述:首先,精神生態向度內的主體性生產,面向人類個體展開,通過個體主體性的持續的再特異化(價值世界的不斷更新),使個體主體性走向特異性(singularity)——每個人都擁有特異性的心智模式,并因此而步入“藝術的生存”之境。其次,社會生態向度內的主體性生產,面向人類群體展開。個體主體性的特異性,必然意味著群體主體性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一種“和而不同”的局面——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生活方式,從而使整個社會從享樂主義和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步入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最終迎來人類社會關系的和諧與社會公正。最后,社會生態向度和精神生態向度以“二律背反”之勢,反作用于自然生態向度。無論是群體層面的可持續生活方式,還是個體層面的可持續心智模式,都無異于通過人的“自律”來實現自然的“他律”。如果說人的“自律”是通過主體性生產對“人性”的順遂,那么,自然的“他律”則是通過人對自身“欲望”的節制,所達成的對自然的“物性”的尊重,其結果是迎來所有物種的生態公平。總而言之,以主體性生產為軸心,審美地激活生態智慧,不僅能重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諧,而且能重建人與人、人與自身之間關系的全面和諧,從而使人類步入一種更加順遂“人性”,也更加遵從自然的“物性”的生存方式,使人類與非人類(自然他者)一起,更加健康而持久的“棲居”在人類星球上。

  加塔利生態智慧帶給我們的絕不是一種生態的烏托邦,而是愛與智慧統一的生態救贖之道。反觀以混沌互滲為內在根據對倫理美學范式的本體論闡釋——以元心理學層面的無意識和意識作為起點,到主體性生產的價值世界和存在之域作為終點,不難洞見兩條清晰的思維主線:一、無意識-變異的感動和情動-審美創造-價值世界;二、意識-一般性感知-審美再現-存在之域。前者是一條“愛”的主線,它發端于前人類的、非人格的無意識,以一種精神變量存在于變異的感動和情動中,通過審美創造過程走向持續的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s),9對人類主體性進行解轄域化,從而更新了人類主體性的價值世界;后者是一條“智慧”之線,它發端于元心理學層面的意識,以一種文化變量存在于人類的知識和倫理中,通過審美再現過程走向審美啟智,對人類主體性進行轄域化,從而泊定了人類主體性的存在之域。

  必須要強調指出的是,“愛”的主線之所以能夠使人類主體性的價值世界走向變異,關鍵環節在于,變異的感動和情動經由生成-他者產生“幻象”的力量,將人類主體性從定見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完成純粹感性的審美創造。生成-他者作為一種橫貫于不同種屬之間的“特征性關系”,通過人類的情感向非人類世界的投射而走向“通物”之境,從而將他者的生命納入我們自己的生命并與之產生共振,進而與他者達成“共情”,由“通物”而走向“愛物”。加塔利在《混沌互滲》中明確了這一點:“強度性的和過程性的各種生成,亦即一種新的對于未知世界的愛”。10此對“未知世界的愛”作為一條情感“金線”橫貫于人類與非人類之間,以順遂人性的方式重塑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致力于用“通物”與“愛物”所帶來的所有物種的生態公平來譜寫偉大的生命樂章——是為“因愛而美”。“智慧”的主線之所以能夠泊定人的存在之域,使人類主體性保持相對的穩定,關鍵在于知識和倫理可以從知性層面拓展人類的知覺意識及其敏銳度,以提高審美感受力的方式助益于無意識層面的感性審美,卻無意也無力剝奪無意識層面的審美體驗的優先地位,從而以一種具備審美意義的認知價值使審美走向“因智而彰”。言而總之,“因愛而美”和“因智而彰”,作為加塔利本體論美學的兩個協同變量,體現了無意識與意識、感性與智性的相得益彰,使加塔利的生態智慧走向“愛”與“智慧”的統一。

  三、走向主體性生產的生態美學:生態智慧與生態美學的合法聯結

  加塔利的生態智慧無疑為生態美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使之不再局限于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一般性探討,而是直指以混沌互滲為內在根據的審美心理機制在生態語境中的呈現,它打破了西方哲學自古希臘以來的身心二元論,建構了人類的身體與心靈、感性與理性、意識與無意識的一元論,使生態美學從本體論層面成為一元論美學。加塔利的生態智慧究其實質是一種為“潛在的問題”尋求“現實的解決之道”的救世智慧,以其為理論內核對生態美學進行理論重構的過程,亦即運用“愛”與“智慧”的雙重協奏為生態美學理論中潛在的“問題”集合尋求現實的“解決之道”,并對這些“解決之道”進行表達的過程。根據生態美學潛在的“問題”集合——美學自律問題、生態整體論問題和審美實踐問題,生態智慧可能提供的“解決之道”取決于其思想精髓——以主體性生產為軸心“愛”與“智慧”統一的兩條主線,具體體現為生態智慧“家族”的三個核心關鍵詞——倫理美學范式、三重生態學和主體性生產。如果從構成加塔利(和德勒茲)的生態世界觀的核心的機器論來詮釋生態智慧和生態美學的合法聯結,那么生態智慧對生態美學的介入,亦即倫理美學范式、三重生態學和主體性生產遞次作為“部分對象”(partial object)與生態美學進行機器“裝配”(assemblages)的過程,“裝配”的結果是形成了一個以“愛”與“智慧”為軸心的“橫貫性實體”(transversal entities)11——倫理美學范式下以三重生態向度內的主體性生產為目標的生態美學。此“橫貫性實體”作為生態美學理論重構后的新形態,橫貫于生態智慧和生態美學之間,以倫理美學范式為基本范式,以主體性生產為目標,以自然、社會和精神生態三個基本維度為載體,以一種絕對的創造性特質賦予生態美學一種嶄新的理論形態,與此同時,為生態美學潛在的“問題”集合找到了現實的“解決之道”。更重要的是,生態智慧只不過是形成生態美學新的理論形態的一個過渡性的“部分對象”,生態美學還可以和新的“部分對象”形成新的“橫貫性實體”,從而確保了生態美學理論的開放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創造力。

  首先是倫理美學范式對生態美學的美學自律問題的解決,集中反映在生態學與美學的兼容性問題上。生態學和美學學科性質的非兼容性,造成了二者之間表面上的不可通約性。生態美學作為生態學和美學的交叉學科,就是要通過以下兩點的兼顧化解這種不可通約性:一是符合美學學科規范和美學作為感性學的基本規定性,在審美層面具有康德意義上的“審美無功利”的特性;二是遵循生態學以生命為中心的科學性(諸如:整體性、有機性和生命進程性等),可以履行生態救贖這一功利性的使命。為了探求美學與生態學之間的兼容性或通約性,許多學者遵循不同的路徑進行了各種探索,其中較有見地的當屬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格里高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的“叉狀之謎”(forked riddle)。貝特森在《天使之懼》中深入挖掘了美學和認識論之間的聯系,提出了被其稱之為“叉狀之謎”(forked riddle)的設問——“什么樣的人能認出疾病、破壞或者丑陋?”“什么樣的疾病、破壞或者丑陋能為人所知?”——前者作為“謎”的一端指向美學,關乎觀察者用于感知美丑的知覺敏感性問題;后者作為“謎”的另一端指向認識論,關乎觀察者用于認知美丑的知識儲備問題。為了揭開此謎,貝特森的建議為:“應該不斷的在這一‘矛盾之叉’——美學與認識論的界面上做文章”。12可惜的是貝特森在其有生的日子里并未能將其天才的思想付諸實施。作為貝特森的忠實追隨者,加塔利的混沌互滲理論對無意識和意識共同作用于審美體驗過程的闡釋,正是在“美學與認識論的界面”上做文章的結果,他以一種上帝視角將貝特森所謂的美學和認識論橫貫在一起,以其倫理美學范式從本體論的角度揭開了貝特森的“叉狀之謎”的謎底。

  倫理美學范式下的生態美學,也正是建立在“美學”——對美作審美闡釋的“審美創造”和“認識論”——對美作非審美闡釋的“審美再現”的界面上,亦即“愛”(知覺)與“智慧”(真理)的交叉點上,從而解決了美學與生態學的兼容性問題。生態學作為隱喻為生態美學中審美創造和審美再現的橫貫性提供了一種整體主義的語境,它非但不排斥審美創造的體驗性和想象性特征,而且賦予其優先地位,與此同時,以審美再現對其形成補足和牽制。恰恰是審美創造的優先權(變異的感動和情動在審美感知中優先起作用),確保了審美(而非認知)的首要地位,保證了生態美學作為感性學的基本規定性。于此同時,生態學也跨越科學范式的藩籬助益于美學范式:它不再單純的作為科學認知模式來界定審美現象或約束美學范式的感性特征,相反,生態知識與倫理規范一起通過審美再現,以一種“具備審美意義的認知價值”增進或提高審美主體的審美感受力。在這點上,加塔利的觀點和柏林特不謀而合,柏林特就曾強調:“當生態學或其他科學信息通過拓展我們的知覺意識及其敏銳度來提高我們對自然的知性欣賞和贊美時,它所提供的就是具備審美意義的認知價值。”13嚴格意義上講,對于無意識(感知)和意識(認知)的互補性的倡導由來已久,西方生態美學創始人賈克蘇(Juscuk Koh)在其《生態美學》一文中,就曾從景觀設計的視角提出生態美學的“互補性”原則,14成為強調意識與無意識的互補性的典范,他指出:“當美與意義——形式與內容——相互交融,審美體驗就會更加強烈,可能是因為人類的感知與認知是互為補充、不可分割的,也可能是因為人類有一種簡化和象征的本能傾向”15。總之,倫理美學范式將生態審美中的生態價值、倫理價值和審美價值有機橫貫在一起,使它們在主體性生產的多樣性審美裝配中各自獨立且互為補充的起著作用,并且,生態價值或倫理價值并沒有也不可能搶占變異的感動和情動所產生的審美價值的優先地位,這就從最大意義上保證了生態美學的美學自律。

  其次是三重生態學對生態美學的生態整體論問題的解決。生態美學的理論核心問題即為生態整體論世界觀16的確立,不解決生態整體論這一根本性問題,其它一切問題的探討都無疑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加塔利倫理美學范式下的三重生態學思想,所展示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生態整體論思想,它通過將生態學劃分為自然、社會和精神生態學,完成了從自然向人的生成,打破了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非此即彼的窠臼,把人類與非人類構想成一個相互依存、互動共生的生命共同體。三重生態學通往生態整體論(人類與非人類的生命共同體)的關鍵路徑,在于生態智慧之“愛”的主線在精神生態學向度內所達成的生成-他者。變異的感動和情動經由持續地生成-他者,在人類知覺的核心處開啟了現實世界之外的潛在世界,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再居于整個世界的中心,這是因為我們從未到達過這個中心,我們甚至不再居于我們自己世界的中心,我們心甘情愿地騰出空間來,讓位于那些處于我們面前的事物——他者,于是,我們步入生成-他者的純粹強度的世界里,進入一種祉福和自發情感的境界,將對自身的愛擴延到對眼前的事物乃至世間萬物的愛。生成-他者在“愛”庇護下顛覆了人類與非人類的二元對立,在人類的創造性(精神生態向度)和自然的潛在性(自然生態向度)之間產生耦合,通過生成-動物、生成-植物、生成-世間萬物,從人性通達物性,尊重動物、植物等一切非人類物種的生命體悟,徹底走向人與自然的“物我一體”。

  加塔利的“物我一體”的整體論世界觀要追溯至機器論,加塔利(和德勒茲)在《反俄狄浦斯》中詳細的闡釋了機器論。機器論將世間萬物都視作欲望機器(desiring machine),作為生態整體世界觀的核心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被詮釋為一種人把自然“作為生產的進程來經歷”的關系,“不再有人,也不再有自然,只有彼此之中生產的、把種種機器進行耦合的進程。”17“人與自然之間不存在更多的區別:自然的人性本質與人的自然本質在作為生產或工業的自然中成為一體,……自然是作為人的與經由人進行的生產。人不再作為創造之王,反而作為這樣一種存在,即全部形式或全部類型的深層生命與之關系密切,他甚至要對星星與動物負責”。18這就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萬物一體、共融共生的生命圖景,徹底化解了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走向了人類生態系統這一最大的整體。行文至此,另一個問題接踵而至,在人類認知和感知閾限的制約下,我們如何窮盡生態系統整體呢?言外之意,加塔利的機器論及其三重生態學思想,雖然為我們描繪了人與自然之間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但我們卻看不見、摸不著此生命共同體的邊際,更無從談及窮盡對于它的感知和認知,這無疑使我們再度陷入生態整體論的恐慌,接踵而至的,必將是生態美學的核心理論根基的崩塌。幸運的是,格里高里·貝特森以其遞歸認識論解決了這一理論難題,其晚年對生態美學的構想及其對于生態整體問題的探索,可以與加塔利的生態智慧相得益彰,共同促進對于生態整體問題的研究。19

  最后是主體性生產對生態美學的生態審美實踐問題的解決。加塔利的生態智慧立足于真實的生活領域的實踐面向,為生態美學真正走向生態實踐指明了方向。實踐面向是加塔利生態智慧最醒目的特點之一,這充分的體現在加塔利留給人類的最后一份思想禮物《重建社會實踐》上。《重建社會實踐》是1992年加塔利應《交往世界》雜志之約所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凝聚了他一生的思想精粹,是對于被加塔利稱之為“現代綜合癥”的人類文明困境的一次開膛破肚的大診斷。在《重建社會實踐》中,加塔利把人類文明困境的“病癥”作為一種“機緣”,直面因科技飛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直面時代生態危機所造成的系列生態災難,直面因大眾傳媒的變節所造成的全球范圍內的人類精神危機和主體性的缺失,創造性的將人類文明的生態救贖的橄欖枝伸向了生態智慧,在他看來,人類社會實踐衰落的根源在于自然、社會和精神生態學的統一性的割裂,因此,他建議創建生態智慧這一理論范疇,通過自然、社會和精神生態學的“二律背反”將三重生態學統一起來,20并將生態智慧的核心目標設定為在三重生態學向度內進行的主體性生產上,而對于主體性生產的思考重心則放在了人類主體性的再特異化上。以生態智慧為理論內核的生態美學,首先通過三重生態轉向為走向生態審美實踐提供了根本理論前提。三重生態學視角下的生態美學,以自然、社會和精神生態學的三元架構,顛覆了將自然視作未經人類染指的原生態自然的偏見,使自然向人生成,賦予自然的人工干預以理論的正當性,對原生態自然的“反實踐”屬性進行了“解轄域化”,從而使生態美學走向生態審美實踐成為可能。

  將生態美學真正推向生態實踐的使命最終落腳到主體性生產。正如加塔利所強調的,新的生態實踐的目標就是“逐步激活被孤立、被壓抑的只是在原地打轉的特異性”21。以主體性生產為軸心的生態美學,以人類主體性的持續的再特異化為支點,在精神生態學向度內使個體主體性走向特異性(形成可持續心智模式),以之帶動社會生態學向度內的群體主體性走向異質性(形成可持續生活方式),可持續心智模式與可持續生活方式又以“二律背反”之勢反作用于自然生態學向度,從根本上挽救了自然、社會和精神生態學的割裂狀態,使重建人類生態實踐真正成為可能。那么,主體性生產到底是如何履行生態實踐的呢?加塔利給出的解釋是:“生態實踐努力在每個部分存在場所尋找主體化和特異化的潛在向量。……在所有生態實踐的核心,都存在著一種‘反意指斷裂’(a-signifying rupture),在這種斷裂中,存在變化的催化劑近在咫尺,但缺乏來自表述裝配的表達支持。……在過程性裝配的場景中,表達的‘反意指斷裂’呼喚一種創造性重復(creative repetition),來打造精神對象、抽象機器和價值世界,……他們完全依賴于讓他們發揮作用的存在事件(existential event)。”22這就將生態實踐通過“反意指斷裂”“存在事件”和“創造性重復”這三個關鍵范疇,與加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語言理論(反意指符號學)關聯起來。加塔利在其封山之作《混沌互滲》中,將反意指符號學與機器“裝配”理念相結合,為主體性生產覓得了新的表達支持——多樣性表述裝配,在此基礎上繪制了主體性生產的“四象限裝配模型”,完成了主體性生產的“元模式化”的理論構想。主體性生產的“四象限裝配模型”構成生態美學走向生態審美實踐的元模式,元模式通過其聯結功能,可以將生態審美實踐擴展成一般化過程。關于與生態審美實踐相關的反意指符號學、主體性生產和元模式理論,因篇幅限制,只能留給其它文章去闡釋了。

  綜上所述,生態智慧與生態美學的聯結,通過倫理美學范式、三重生態學和主體性生產對生態美學的遞次介入,最終形成了一個以“愛”與“智慧”為軸心的“橫貫性實體”——倫理美學范式下以三重生態向度內的主體性生產為目標的生態美學。此“橫貫性實體”以一種絕對的創造性特質賦予生態美學一種嶄新的理論形態,與此同時,對生態美學的潛在“問題”進行了各個擊破——倫理美學范式介入生態美學,以變異的感動和情動奠定了生態美學作為感性學的基礎,使生態美學走向美學自律;三重生態學介入生態美學,把人類與非人類構想成一個互惠共生的生命共同體,通過人與自然的“物我一體”解決了生態整體論問題;主體性生產介入生態美學,通過主體性生產的“四象限裝配模型”,完成了走向生態審美實踐的元模式化理論構想。必須要強調指出的是,生態美學潛在的“問題”集合中的任何一個問題永遠不可能只有一種“解決之道”,生態智慧也只不過是為這個開放的“問題”集合給出了一套亞穩態的“解決之道”。而且,理論重構后的生態美學雖則是一種嶄新的理論形態,但還是會存在潛在的“問題”集合,隨時等待著新的“解決之道”作為“部分對象”與之進行“裝配”,從而再度形成新的“橫貫性實體”,如此循環往復,周而復始,這就為生態美學作為一個開放性的理論體系奠定了哲學基礎,確保了生態美學理論的開放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創造力。

  注釋

  1張法:《西方生態型美學:領域構成、美學基點、理論難題》,《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2Peter Harries-Jones,“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The Challenge of Bateson”,Cybernetics & Human Knowing,vol.12,No.1-2,2005,pp.47-70 .中譯參考[加]彼得·哈里斯-瓊斯《理解生態美學:貝特森的挑戰》,王祖哲譯,載李慶本主編《國外生態美學讀本》,長春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
  3Fé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Translated by lan Pindar & Paul Sutton,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4,p.18.
  4Félix Guattari,Chaosmosis: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 Julian Pefan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2006,p.124.
  5詳見張惠青《混沌互滲:走向主體性生產的生態美學 》,《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需要補充指出的是,“四象限裝配模型”是加塔利為其主體性生產繪制的元模式化理論模型,四個本體論函子分別位于縱、橫坐標軸所界定的四個象限內,它們分別為:機器語系(machinic Phylums,簡寫為Φ)、價值世界(incorporeal Universes,簡寫為U)、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簡寫為T)和流(Fluxes,簡寫為F)。
  6Fé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Translated by lan Pindar & Paul Sutton,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4,p.22.
  7Félix Guattari,Chaosmosis: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 Julian Pefan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2006,p.93.
  8Félix Guattari,Chaosmosis: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 Julian Pefan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2006,p.111.
  9生成-他者是加塔利(和德勒茲)的生成論中的核心關鍵詞,它發端于前個人的、非人的無意識,通過變異的感動-情感邏輯下的審美創造,使人類主體的生命之流逃逸出熟悉的領域,面向潛在的領域敞開,回應自身所不是之物。“生成-他者”包括生成動物、生成植物、生成機器以及生成人類。生成-他者為我們展現了現實世界之外的潛在世界,也為我們開啟了生態美學的潛在生態學(virtual ecology)面向。
  10Félix Guattari,Chaosmosis: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 Julian Pefan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2006,p.93.
  11詳見張惠青《“ 一” 與“ 多” 的橫貫———論加塔利的生態美學思想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機器論構成加塔利生態世界觀的核心,它將世間萬物視作一種互惠共生、生成流變的機器式“裝配”關系,其中,每兩個“部分對象”所形成的“裝配”的基本單元,被加塔利稱之為“橫貫性實體”,“橫貫性實體”擁有絕對的創造性特征。從機器論的視角看生態智慧對生態美學的介入,二者之間無疑是一種機器式“裝配”關系,生態美學重構后的新的理論形態,則無疑是生態智慧和生態美學“裝配”成的“橫貫性實體”。該“橫貫性實體”賦予生態美學的新的理論形態和新的意義,也為人類生態救贖找到了新的增長點。
  12Peter Harries-Jones,“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The Challenge of Bateson”,Cybernetics & Human Knowing,vol.12,No.1-2,2005,pp.47-70 .中譯參考[加]彼得·哈里斯-瓊斯:《理解生態美學:貝特森的挑戰》,王祖哲譯,載李慶本主編《國外生態美學讀本》,長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頁。
  13[美]阿諾德·柏林特:《生態美學的幾點問題》,李素杰譯,《東岳論叢》2016年第4期。
  14胡友峰:《景觀設計何以成為生態美學——以賈科蘇·科歐為中心的考察》,《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文中深刻剖析了以賈克蘇為代表的西方生態美學是如何將景觀設計作為理論旨歸的,明確指出了賈克蘇的景觀設計究其實質就是生態美學。
  15Jusuck Koh,“An Ecological Aesthetic”,Landscape Journal,vol.7,no.2,1988,pp.177-191.
  16胡友峰:《生態美學理論建構的若干基礎問題》,《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文中將生態整體世界觀定義為“一種區別于‘實體’本體論的世界觀,它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系統的生態整體,這一整體是相互聯系而不能分割的。”
  17[法]吉爾·德勒茲,[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機器(上)》,董樹寶譯,《上海文化》2015年第8期。
  18[法]吉爾·德勒茲,[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機器(上)》,董樹寶譯,《上海文化》2015年第8期
  19關于貝特森的生態整體審美思想,詳見張惠青《生態整體的審美何以可能?——貝特森遞歸認識論下的生態美學思想探微》,《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20[法]F ·伽塔里:《重建社會實踐》,關寶艷譯,《世界哲學》2006年第4期。
  21Fé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Translated by lan Pindar & Paul Sutton,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4,p.34.
  22Fé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Translated by lan Pindar & Paul Sutton,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4,p.30.

對應分類:
版權所有:上海論文網專業權威的論文代寫、論文發表的網站,秉承信譽至上、用戶為首的服務理念,服務好每一位客戶
本站部分論文收集于網絡,如有不慎侵犯您的權益,請您及時致電或寫信告知,我們將第一時間處理,郵箱:[email protected]
泳坛夺金最新开奖